鹤山，古百越地，南粤之奥区也。西江环其北，潭水绕其南，丘陵起伏，沃野间错。自晋室南渡，衣冠络绎，渐成聚落。雍正十年置县，迄今未及三百年，然其地灵人杰，代有才出。今有乡贤陈坤林，以古稀之年，穷六载之功，撰成《鹤山大史略》一书，凡四十八万言，上溯寒武之世，下迄建国之初，举凡地理沿革、族群迁徙、经济兴替、政教更迭、文脉传承、兵戎事迹，莫不备载。余受而读之，掩卷长思，感公之笃志，叹书之宏富。公与余同邑，且有通家之好，知公最深，故不揣谫陋，试为评骘，以彰公之赤子之心，亦以表吾鹤山文化之盛云。

　　一、体例之善：兼综史志，别出新裁

　　章实斋言：“方志乃一方之全史。”然旧志之体，多沿《图经》旧例，分疆域、山川、建置、赋役、职官、选举、人物、艺文诸门，条析虽明，贯通则难。陈公此书，名曰“史略”，实则兼采史、志之长，别创一格。

　　全书分上下两编，六章二十九节，统以百单三篇叙文。上编三章，述自然环境、族群人脉、经济发展；下编三章，述县治政脉、精神文艺、武装军事。其序次也，先天地而后人事，先物质而后精神，先经济而后政治，井然有序，深合唯物史观之理。每章之前，冠以小序，提纲挈领；每节之内，缀以叙文，详而不芜。譬若筑室，先立栋梁，次施榱桷，终事丹青，规矩森然，而气象自具。

　　尤可称者，公不囿于旧志藩篱，特设“自然环境”一章，述鹤山五亿年之地质变迁。自寒武奥陶，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，西江断裂，地貌乃成。此等笔法，非惟见公学贯中西，尤见其眼光高远：盖一方之史，必先明其地理之基，而后人事乃有所附。太史公作《河渠书》，班孟坚志《地理》，其意亦犹是也。

　　二、考据之精：博征实勘，不袭旧闻

　　陈公治学，素重实证。为撰此书，足迹遍鹤山村落，手探古窑遗址，目验出土文物；北赴京华，南走羊城，东至珠海，凡图书馆藏、档案馆存，涉鹤山故实者，靡不搜讨。其用力之勤，虽古之采风问俗者，不是过也。

　　试举数端以证。

　　其一，鹤山族群之源流。旧说多谓邑人出自南雄珠玑巷，公则据考古发现与谱牒资料，详为辨析：先秦两汉，百越俚僚先居之；晋唐之际，汉人渐入；至宋南渡，中原移民经珠玑巷及闽浙海路两途，络绎而至；清康雍间，客家人复来垦荒。于是广府、客家两大民系并立之格局乃成。其论据确凿，层次分明，足正旧说之疏略。

　　其二，鹤山唐窑之发现。公实地考察古窑址，结合“广州通海夷道”之史料，考证唐代鹤山陶瓷已沿海上丝绸之路外销。此非惟补方志之缺，亦为鹤山参与早期全球化提供实证，其学术价值不可估量。公考证：1997年，广东省考古所在珠海平沙大虎山水井口遗迹发现鹤山唐窑产品。大虎山位于崖门入海口黄茅海东岸，唐宋时是海岛，一片汪洋，足以说明鹤山唐窑产品曾出海的事实。

　　其三，红色史迹之查考。公访中共新鹤县工委旧址、中区特委机关旧址、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司令部旧址、鹤山县苏维埃政府旧址、金岗战斗旧址、云乡战斗旧址、十五军解放鹤山上岸旧址诸处，询诸耆老，核以文献，使革命遗址不致湮没。其于“西江小道”之考证，尤见功力：此乃抗战时期鹤山人民输诚送信之秘道，向不载于正史，公发潜阐幽，使无名英雄得彰于世。

　　其四，鹤山苏维埃成立时间之匡正，乃全书考史用力最深、功绩最著者。鹤山苏维埃政府，乃大革命时期鹤山农民运动之最高成果，然其成立时间，旧说纷纭，多数资料记为1927年12月13日。公深疑之，以为此说与农民运动之兴衰脉络不合。于是不惮烦劳，遍访当年亲历者及其后人，凡可联系之耆老，皆登门叩问；凡可查阅之档案，皆逐页检视。历时经年，蛛丝马迹，一一辑录。公尝语余：“为考此一事，吾走访不下数十人，翻阅文献数百册，夜不能寐者多矣。”

　　皇天不负苦心人，公终得确凿证据，考证鹤山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之时间实为1927年5月13日。此一发现，较之旧说提前半年有余，意义重大。盖1927年“四·一二”政变后，白色恐怖弥漫全国，而鹤山苏维埃能于5月间成立，足见当地革命力量之活跃、斗争之坚决。公进而详考其事：5月13日大会甫毕，14日拂晓，国民党反动派即调集重兵围攻平冈（现雅瑶镇昆东村一带）。平冈农民自卫军虽英勇抵抗，然众寡悬殊，终致不守。农会会长宋柏润被捕，平民学校教师宋躬约、宋衮儒、梁念一亦陷囹圄。15日，驻江门之陈章浦反动部队复进攻大凹农会，捕杨纳、杨绍好、杨照、杨成诸人，并当场枪杀杨利。如火如荼之鹤山农民运动，遂被残酷镇压。宋寄萍、冯柏朝等同志被迫转移，冯柏朝辗转香港，远赴吉隆坡，随父经营照相馆为生。

　　公之此考，非惟厘清一日期，实为重构一段信史。若依旧说之12月13日，则广州起义已败，革命转入低潮，鹤山苏维埃之成立反显突兀。今公考定为5月13日，则与“四·一二”后全国风起云涌之反抗浪潮相呼应，历史脉络豁然贯通。倘上级党史权威部门采纳此说，则公匡正史料之缺失错漏，功莫大焉，居至伟矣。

　　类似之考订，书中所在多有。如抗战时期鹤山沦陷之确切日期、粤中纵队在鹤山之活动路线、鹤山诗人的醇儒风骨、金岗战斗之歼敌人数等，公皆一一核校，不惮其烦。昔人有言：“史之难，在于考信。”公以一人之力，成此浩大工程，其史德、史识、史才，三者兼备，诚可敬佩。

　　公尝自述：“数易其稿始成。”观其考据之精审，信非虚言。

　　三、内容之富：博通古今，无所不包

　　昔人论史，患在偏狭：治政治者忽经济，究人文者轻武事。陈公此书，规模宏阔，六章并列，各极其致，诚可谓鹤山历史之百科全书。

　　自然环境章，自寒武纪海浸说起，历述三叠纪成陆、侏罗纪火山活动、白垩纪红层堆积、第四纪阶地形成，兼及气候变迁、物产分布。如考证大雁山海元洞，“是一块巨大的河相或海底沉积砾岩凌空而来，孤零零地栽在二三百米高的百足山组红砂岩山体上，两种岩体性质截然不同。”云宿山“是典型的燕山造山运动岩浆侵入的产物”。读者方知鹤山山水，非徒供游玩观赏，实亿万年自然伟力之结晶。

　　族群人脉章，细数百越、俚、僚、壮、瑶、汉诸族之消长，中原移民之批次，广府、客家民系之融合。其间穿插方言、习俗、民居、祠堂诸项，如叙“婻乸”一词乃侗语遗存，古雅瑶一带曾有野鹿出没，趣味盎然，足征公之博闻。又如考证大凹关帝庙，是“岭南庙宇文化传统建筑的瑰宝”；卫坡桥始建于宋，乃坡山人纪念苏东坡路经此地而命名；惠济桥“两墩南北两端作船形分水尖，既可减少迎水端对桥墩的压力，又避免在顺水端形成回流旋涡。”

　　经济发展章，自渔猎采集、刀耕火种，至稻作农业、陶瓷烧造、烟糖贸易，乃至近代工商业之萌蘖，脉络清晰。公尤重交通之述，西江水道、陆路驿道、侨汇流通，一一考明，盖经济之命脉系于流通也。

　　县治政脉章，历叙鹤山建县之始末（雍正十年析新会、开平置县），建县首功为广东粮驿道陶正中，其时县治在鹤城，首任县令黄大鹏筑城之艰辛，历代循良之治绩，以及县署运作、乡约教化、赋役征收诸制。读此，知一县之治，实千头万绪，非易事也。

　　精神文艺章，述儒学之传播（鹤山学宫、书院、私塾），佛教、道教、民间信仰之并存，以及诗文书画、戏曲曲艺之发展。公特标出李铁夫（东亚画坛巨擘）、胡蝶（民国电影皇后）、梁赞（咏春一代宗师）、陆无涯（红色美术漫画家）及黄大鹏、易其际、易孺（大厂）、易宏、冯香厓、胡夏瑚、刘振余、区海天诸人诗作，以见鹤山人文之盛。

　　武装军事章，自古代乡兵、团练，至太平天国时期红巾军之起，辛亥革命时期民军之兴，大革命时期农民自卫军之浴血（详叙平冈、大凹战斗），抗战时期游击队之奋战（民众抗日自卫团打响古劳抗战第一枪、沙坪保卫战、“五山”阻击战、皂幕山战斗），解放战争时期之金岗会师（开辟高鹤山区、饮马西江，进军鹤城、解放宅梧，三袭三洲，茶山战斗、金岗战斗）。公述战事，不尚铺陈，而详于战略布局、民众动员，深得“兵民为胜利之本”之旨。

　　六章既毕，鹤山数千年之历史，如画卷舒展，历历在目。

　　四、叙事之巧：理趣兼得，雅俗共赏

　　陈公此书，虽为史著，而文笔生动，不坠枯涩。盖公深谙“言之无文，行而不远”之理，故于叙事之际，寓理于趣，融情于理。

　　其叙地理，则曰：“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和西江大断裂以及风化共同作用，最后形成了鹤山现如今的地形地貌。”寥寥数语，而地质变迁之宏大，尽在其中。

　　其叙人物，则述苏轼自惠州贬海南儋州时舟泊石螺冈“流连数日不忍去”，外埠读者方知大文豪与鹤山亦有一段因缘。又述司徒美堂转送鹤山红烟予毛泽东主席，得主席亲笔回函，毛体“鹤山”来历的介绍，娓娓道来，细节生动，令人莞尔。

　　其叙战争，则言金岗胜利会师为“陈赓四兵团在南线大追击的同时向西南大包抄的转折点之一”，一语道破战略意义，非深研军事者不能道。又叙平冈之战：“5月14日拂晓，反动军队骤至，枪声震天。农民自卫军以鸟枪土炮应之，血战竟日，终因弹尽援绝而溃。”寥寥数语，而惨烈之状、悲壮之气，扑面而来。

　　公尤善用数字、图表佐证，全书图文互补，数据翔实。如述“明清小冰期”对鹤山农业之影响，则列气温曲线、灾害频次；述侨汇之数额，则引海关统计、银行档案。此等处理，既增强说服力，亦便于读者直观理解。

　　五、情怀之深：赤子之心，桑梓之恋

　　读《鹤山大史略》，不可不知陈公其人；知陈公，尤当知其与鹤山之情缘。

　　公祖籍南海九江，一九四五年四月生于鹤山沙坪，长于斯，学于斯，得教育局资助，得以弱冠北上求学，遂留京任教。然距离虽远，乡心愈切。公常言：“鹤山是吾第二故乡。”此非泛泛之语，实发乎肺腑。

　　公之为人也，笃厚谦和，而内蕴刚毅。少时家贫，刻苦向学，1964年以鹤山一中优异生考入北京工业学院（今北京理工大学），毕业后留校，历任党委委员、宣传部长、研究员、教授。其治学也，严谨求实；其育人也，循循善诱。虽居高位，不改书生本色。

　　公之念乡也，老而弥笃。写书时已年逾七旬，本可含饴弄孙，而公退而不休，立志为鹤山文化筑基。六年间，不避寒暑，屡赴国家图书馆、广州中山图书馆、新会景堂图书馆及鹤山图书馆，披阅文献，搜讨旧章。且往来京粤十数次，每归必访古迹、谒耆老、拍照片、录口述。炎暑挥汗，寒冬呵冻，未尝稍懈。尝有友人劝其颐养天年，公笑曰：“吾生为鹤山人，当为鹤山留一部信史。此吾之责，亦吾之愿也。”

　　尤可感者，公于考证鹤山苏维埃政府成立时间一事，所倾心血，难以计量。公尝语余：“吾访一老农，年九十余，耳聋目眇，然提及当年农会事，忽双目放光，颤声唱起当年农会歌。吾录其音，归而反复辨识，终得关键线索。”又言：“某冬夜，于国家图书馆查阅旧报，忽见一纸1927年5月之《江门民国日报》，载平冈事件甚详，其时、地、人、事，一一吻合。吾拍案而起，热泪纵横，不能自已。”此等故事，闻之动容。公之治史，非徒冷冰冰之考据，实饱含对先辈之敬意、对历史之温情。

　　书成之日，公不矜己功，而谦称：“鹤山大地与人民赋予我生命，哺育我成长。我感恩这片大地与人民。”寥寥数语，而赤子之心、桑梓之恋，跃然纸上。

　　余与公相识卅年，经常鸿雁传书，每聆公谈鹤山旧事，如数家珍，眉飞色舞。公尝语余：“吾写此书，非为名利。但使后世鹤山人知吾邑之根脉所在，文化所系，则吾愿足矣。”闻之肃然。

　　六、贤牧之助：市委市府，鼎力玉成

　　陈公此书之成，虽由其个人之刻苦与学养，然亦不可不书鹤山市委市政府之重视文化、礼遇乡贤之功。盖著述之事，非徒笔墨之劳，出版经费、史料获取、调研协助，皆需外力扶持。公虽学殖深厚，然以一退休教授之力，独力承担出版巨费，实非易事。

　　先是，书稿既成，而出版经费无着。公奔走经年，未得要领，几至困顿。时有乡人闻之，告于时任鹤山市委书记刘志刚。志刚书记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，雅好文化，素重史乘，闻陈公以古稀之年，为桑梓撰此巨著，深为感佩。及知出书困难，乃慨然曰：“陈教授以鹤山赤子，为吾邑修史，此乃鹤山文化之盛事，亦吾辈为政者之责也。岂可令贤者困于资费，而使信史不得传世乎？”

　　遂即召宣传统战、档案史志、财政诸部门，面谕曰：“《鹤山大史略》之出版，非陈公一人之事，乃合邑之光荣，亦后世之宝藏。诸君当各展所长，协力襄助。”于是宣传部主其协调，档案馆代其立项，财政局拨其专款。不数月，出版经费悉数解决，编辑校对、设计印制诸事，亦得顺利推进。

　　志刚书记之为此，非徒一时之好尚，实有深意焉。鹤山历届党委政府，素重历史文化之传承。志刚书记主政期间，在市委全会明确要求“深入涵养向上向善、刚健朴实的文化”，推动咏春、龙狮、龙舟等本土文化之弘扬，守护红色根脉。其于陈公此书之支持，正其文化理念之具体实践。古人云：“贤者之治，必先文教。”执政者之谓也。

　　书既出版，志刚书记又于百忙之中，接见陈公，执手言谢，曰：“公之大作，为鹤山留存千年信史，此功此德，鹤山人民当永志不忘。”其礼贤下士、重视文化之诚，令人感佩。鹤山市委市政府之鼎力支持，实为此书得以顺利问世之关键。昔司马迁著《史记》，得武帝之许；班固修《汉书》，赖明帝之助。今陈公之成此书，亦荷贤牧之扶掖，此诚鹤山政坛与学界相得之佳话，亦足为后世法。

　　余尝闻之，地方修志，每困于经费、掣肘于人事、拘泥于细节，终致不了了之、无疾而终者，不可胜数。鹤山能有志刚书记及诸主政者之远见卓识，不避繁难，慨然出资，使陈公心血不致湮没，使鹤山历史得以传世，此岂非鹤山之幸、文化之幸耶？

　　七、匡正之功：钩沉索隐，发潜阐幽

　　公此书于鹤山历史之匡正，非止苏维埃成立时间一端。综观全书，凡旧说之讹误、记载之阙失、人物之湮没，公皆悉心考辨，予以订补。

　　其一，人物之发潜。如宋森，鹤山教育先驱，毕生办学，功在桑梓，然旧志记载简略。公广搜遗稿，遍访门生故旧，详述其办学始末、教育理念，使一代教育家之形象，赫然重现。又如冯柏朝，农运骨干，失败后流亡海外，事迹几近湮灭。公不辞劳苦，联系其后人，考其行踪，使革命者之晚年不致默默无闻。

　　其二，事件之钩沉。如“西江小道”之秘、云乡战斗之详情、粤中纵队之活动路线，旧志或略而不载，或载而失实。公一一考明，使尘封之历史重见天日。

　　其三，时间之订正。除苏维埃成立时间外，公于鹤山沦陷日期、某战役发生时间、某人物生卒年等，多有订正。此类订正，虽一日子之差，然于史实之准确、脉络之贯通，关系至巨。

　　当初司马迁作《史记》，于史料之去取，尝云：‘疑则传疑，盖其慎也。’陈公此书，于疑者必考，于误者必纠，其审慎精严，直追古之良史。而公以一介书生，无机构资助，无团队协助，单枪匹马，成此伟业，较之古人，尤见艰难，尤足钦佩。

　　八、价值之重：存史资政，教化育人

　　《鹤山大史略》之出版，非惟陈公个人之幸，亦鹤山文化之幸，乃至岭南史学之幸。其价值约有数端：

　　存史之价值。鹤山建县较晚，旧志虽有数修，或失之简略，或囿于时代，或散佚不传。公此书博采群籍，补苴罅漏，使千年鹤山历史粲然大备。尤以自然环境、族群迁徙、武装斗争诸章，多为旧志所无，开生面而破陈规。至若匡正苏维埃成立时间，直是改写一页地方革命史，其存史之功，尤不可没。

　　资政之价值。地方志乘，素有“资治”功能。公此书详述鹤山地理优势（西江航道、侨乡资源）、文化特色（咏春、龙舟、狮艺）、革命传统（红色遗址），皆可为今日鹤山发展之借鉴。志刚书记谓此书“为今后开展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自然等方面研究，推动文化产业发展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”，洵为知言。

　　教化之价值。古人云：“国可灭，而史不可灭。”史之所存，即文化之所系，民族精神之所寄。公此书饱含家国情怀，青年读之，可知吾邑先民筚路蓝缕之艰辛，革命志士牺牲奉献之壮烈。宋柏润、杨利诸烈士之血，非徒洒于平冈、大凹之田野，实灌溉吾鹤山精神之沃土也。从而激发爱乡爱国之情。公尝应邀至鹤山二中讲学，以“鹤城魅力与家国情怀”为题，解读此书菁华，勉励学子传承乡土文化。此书之于教化，功莫大焉。

　　学术之价值。公以现代学术方法治方志，跨学科研究（地理、考古、人类学、经济学），重实证调查（田野考察、口述历史），体例创新（史志结合、图文互补），为当代方志学提供了新范例。其考证鹤山唐窑外销、族群迁徙路线、红色交通线、苏维埃成立时间诸项，皆具学术原创性。尤以苏维埃时间之考订，方法严谨，证据链完整，堪称当代地方史研究之典范案例。

　　九、期待与启示

　　美中不足者，此书下限止于1949年（部分延至1951年），建国后七十年历史未及收入。公已表示将续写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、改革开放时期之史事，尤以“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鹤山实践”为重点。吾人翘首以待，盼续编早日问世。

　　此书之成，亦予吾人以启示：

　　一曰乡贤之重要。陈公以游子身份，怀感恩之心，成此巨著，足见乡贤是地方文化建设不可或缺之力量。如何凝聚乡贤之心，发挥乡贤之智，是各地当深思之课题。

　　二曰主政者之眼光。志刚书记及鹤山市委市政府之鼎力支持，使此书得以顺利出版。可见地方文化建设，非仅学者之事，亦需贤明主政者之倡导与扶持。上下同心，方能成此大业。

　　三曰基础研究之必要。文化建设非朝夕之功，尤需板凳甘坐十年冷之精神。公以古稀之年，甘于寂寞，穷六载之力，成此基础工程，其定力与担当，令人感佩。

　　四曰求真精神之可贵。公于鹤山县苏维埃政府成立时间一事，不盲从旧说，不惮烦劳，穷究到底，终得真相。此种求真精神，在浮躁之风盛行之今日，尤显珍贵，尤当弘扬。

　　五曰文化自信之根基。鹤山虽年轻，而历史丰厚。公此书将鹤山历史置于中华文明大背景下考察，既彰地方特色，亦见华夏一体。读者由此知吾邑虽偏处岭南，而文明之光从未断绝，革命之火从未熄灭。此等文化自信，正是民族复兴之精神根基。

　　十、感想与收获

　　《鹤山大史略》四十八万言，体大思精，文质兼备。陈教授以桑梓深情，运如椽巨笔，为鹤山立传，为后世存史。其匡正史料之功，足以泽被学林；其弘扬文化之德，足以师表乡邦。而鹤山市委市政府之贤明扶掖，使此书得以传世，亦足称一时之佳话。

　　余尝读历年《鹤山县志》，见黄大鹏当年筑城之艰辛，宋森毕生办学之坚毅，未尝不掩卷叹息。今读陈公此书，又见一鹤山赤子，以古稀之年，成此不朽之业。古今贤者，其揆一也。而公于苏维埃时间之考订，尤见其史家风骨，不唯书，不唯上，只唯实；不为名，不为利，只为真。此等精神，直可光照汗青。

　　诗云：“维桑与梓，必恭敬止。”陈公之于鹤山，可谓敬之至、恭之甚矣。吾侪后学，当以公为榜样，或治学，或做事，皆怀赤子之心，皆抱桑梓之情，皆秉求真之志。如此，则鹤山文化之传承，庶几可期；中华文明之复兴，庶几可待。

　　公尝有言：“吾写此书，但使后世鹤山人知吾邑之根脉所在。”今书既成，公愿已偿。然公之精神、公之功德，必将激励一代又一代鹤山人，继往开来，续写华章。

　　（作者：丘麦，中华诗词学会会员）